而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在马克思·韦伯看来，恰恰是一种统治合法性获取的关键所在。
对于未列入公开计划的信息，则由公众申请公开。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前，应当如实告知其被控的罪名、事实和理由，这是国际公约和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
随后颁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检察工作情况通报制度的通知》则规定得更为具体。在对当事人的检务公开中坚持及时原则，一是要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凡涉及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都要依法、及时公开，严守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关于公开时限的规定，不得无故拖延。各级检察机关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利用新闻媒介和现代信息手段向社会和诉讼参与人公布、宣传"检务公开"的内容，使"检务公开"更加方便、快捷、及时，便于当事人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该规定明确检务公开要坚持及时原则。E.与案件中的证据和辩论有关的陈述，无论这些内容在审判中是否使用。在我国，检察机关除了承担追诉犯罪职能外，还承担部分侦查职能。
（一）向人民监督员公开的时机 中国检察机关历来扮演着 "法律监督者"的角色，但是谁来监督监督者这一问题却一直没能得以解决。"其中要求人民检察院对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抗诉请求应当立即进行审查和五日以内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答复请求人的规定正是检务及时公开原则的体现。无论如何，制度反腐要比报复式反腐更为长久、有效。
长此以往，伦理秩序和法治秩序就将遭受严重侵蚀。历时半年之久，期间罗昌平虽然经历了国家能源局纯属污蔑造谣的回应、刘铁男先后四次见诸报道的公开活动以及面临着诸多攻关和社会压力，直至2013年5月14日刘铁男落马，但由于他是实名举报，审慎、负责地提供扎实的线索并积极配合调查，因此被称为网络举报与官民互动反腐模式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创造了一个网络反腐的理性典范和民间样板。而民众则身处腐败蔓延升级所带来的痛楚感受之中，当运动式反腐与腐败蔓延之间的张力不断加大进而不能产生所期盼的效果时，民众就会滋生某种失望情绪，全民上阵的网络反腐就随之涌来，相应的问题也就出现了。事实表明，网络反腐大部分都是属实的，[39]因此，网络反腐法治化只能是对民众参与反腐提供更有力、更可靠的保障，而绝不应是对公民参与反腐的不恰当管控乃至压制。
无疑，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空间转换，而是一种民主决策方式的时代变革，它大大消解了以公权力为中心的话语霸权，软化了经济力量的外在控制，尤其是迫使公权力的运行不得不直面网络这个无限广场，接受海量网民的围观、评判和检验。然而，我们对网络反腐体制外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也不能视而不见。
【32】方磊：《我就是喜欢看到贪官被拿下——本报记者专访反腐先锋朱瑞峰》，《深圳特区报》2012年12月10日。因此，遏制腐败的最有效办法还是要正本清源，而正本清源的关键则是建立面向民众的开放参与、协商民主、规则治理的法治化决策机制、程序化法治施政方式，包括政策听证、咨询论证、意见征询、公众旁听、团体（群体）协商、公民质询、政务公开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制度的笼子中操作，从而引入并发挥多元社会力量来加强事先防腐，最大限度地监控权力滥用的多发地带、扼制权力的寻租机会，扩大民众的监督参与空间、增强公共政策的透明性、合法性。这样，网络反腐似乎是一个无主体、娱乐化并带有某种幻觉成分的大众编导剧场，在不可计量的放大、剪裁、嫁接、添附中，通过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方式，演绎着一场场体制外的反腐大戏，成为人们宣泄不满情绪、满足心底预期的正义狂欢。
畅通纪检监察、检察、信访等部门的接待受理渠道，建立健全新媒体等便捷有效的检举、揭发途径和方式，对民众诉求和举报只疏不堵，特别是对设卡截访、被精神病、黑监狱、法制培训班等维稳方式坚决进行查处、平息民怨。当下我国己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期，但深水区的制度变革未能适时跟上，尤其是权力制约机制未能有效建立起来，因此各种腐败分子趁机大肆寻租、花样翻新，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总体上是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反腐压力居高不下。2．建立官民对接、开放参与的反腐制度和机制。于是，网络反腐往往忽视乃至舍弃司法途径，忘却法治观念和规则意识，而径直于体制外途径进行狂欢发泄，加剧网络反腐的困境和风险。
事实上，纪检监察的重要性是不能低估的，但它只能在其职责范围内从事它该承担的工作和任务，而反腐工作中更为重要的力量则应该是司法机关，通过司法途径反腐进程会更具有规则性、程序性、一致性和公正性，减少政治性考量和决断，从而使反腐公信力得到更好的塑造，并且更少地受到网络反腐那种体制外狂欢的左右和影响。同时，各种理性与非理性的感受、想象、猜测、演绎等就如洪流一般被瞬间编织其中，不同角色、各怀目的却又即兴构建着同一部反腐主题而结局并不确定的现场剧本。
3．促发绑架——迎合式反腐。【12】参见石志勇、梁娟：《杨达才一审被判14年并处罚金5万元》，《四川日报》2013年，9月6日 【13】参见《蚂蚁虫：微笑局长会不会成为又一个周久耕？》，http://365jia.cn/news/2012-09-22/A7DBD93D116093BC.html，2014-08-20。
（3）推进法治化决策、强化法治方式施政。然而，这些爆料一旦在公众舆论中进行议题设置，就会在体制外以众人推涨的随机方式运行和主观建构，来自各个方面的不满、怨恨等负面心理与想象便会形成马太效应，激发某些复仇情绪乃至同归于尽式的决斗，因而对于那些腐败恶人也就没有必要讲究太多感情和同情。（2）网络反腐要法治化，但不能转化为变相的压制。然而，这并不等于网络反腐可以采取非理性的方式进行，而恰恰应确立理性参与的精神和能力。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和判断所进行的基本是一种整风式、运动式的反腐。在该案中，从2007年下半年起，肖烨邀约许社卿，采取以女员工色诱官员并偷拍不雅视频为要挟的方式谋取非法利益。
但也正因如此而成就它的另一面，即网络反腐不可能具有体制内反腐的那种制度化、程式化要素，不可能有受理、立案、管辖、侦查、移送、起诉等复杂而严格的法律规范、权责设定与程序步骤，因而难免会出现随机性、盲目性和不可预测性，更像一种鱼龙混杂、真假相伴、无序行进的群众运动，进而也就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当、甚至是违法事情的发生。【5】[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268页。
4．强化司法在反腐格局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可见，提升网络公众的理性精神和参与能力，无疑是防范网络反腐的可能风险和抑制体制外狂欢的重要一环。
后雷政富主动向时任重庆市主要领导坦白，重庆市警方随即立案处理，除肖烨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缓刑两年外，其他人均被取保候审。【37】参见郭少峰：《社科院腐败从个体转向集团化窝案串案较严重》，《新京报》2011年12月24日。
【28】参见辛明：《一个老外眼里的微博世界》，《中国青年报》2013年6月13日。其中非理性的发泄迹象无疑十分明显，偏向性、情绪性、娱乐性也就战胜了客观性、中立性、严肃性。从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来看，如果说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之后出现了哈贝马斯所描述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及其重新封建化，并使得公众远离了权力实施和权力均衡过程，以至于公共性原则再也不能证明统治的合法性，更谈不上保障其合法性了[4]的趋向，那么当今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则又为公共领域的复兴带来巨大希望，乃至开启电子民主时代。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有更多的地方去表达，在人大表达，在媒体表达，在法庭上表达，当一个社会不那么过度地依赖网络，不是什么都逼到‘到网上发个帖子、‘到微博上吸引关注时，也许网络才不会那么亢奋。
【24】【34】[美]安德鲁?基恩：《网民的狂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丁德良译，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59页。然而，当纪检监察部门启动的不再仅仅是查处违反党纪政纪行为的程序而是反腐工作的前置性指挥系统，进而把移送司法机关演变成干预司法过程，那么此时的反腐就己经完全成为一种超越规则的不确定性、非程序化的政治决断，这也恰恰容易造成反腐公信力的流失，进而成为网络反腐中体制外狂欢的重要诱因和动力。
正是改革迟滞带来的问题淤积和网络反腐处境，使得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的微博非常关注政治新闻，而在德国，微博则更类似于个人社交工具，很少谈论政治事件，也很少谩骂扣帽子。然而，至2009年上半年，许社卿、赵红霞、谭琳玲、王建军因不满肖烨未兑现承诺的利益，相继离开公司。
众所周知，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控制不力和人治化的暗箱操作，很多群体性事件中暴露出来的腐败问题也恰是源于决策不公开、不民主而导致的权钱交易和权力滥用。就拿表哥事件来说，从网友2012年8月26日发出事故现场官员满面笑容，情绪稳定的截图微博继而开启人肉搜索的大幕，至9月21日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其官方网站秦风网发布杨达才因存在严重违纪问题被撤职的消息，仅仅历时27天，这不能不说是一场瞬间迸发的井喷式反腐风暴，其速度之快、来势之猛、进程之不确定，都不免令人望网兴叹。
【19】参见曹林：《别把舆论监督演绎成舆论宣泄》，《中国青年报》2013年7月2日 【20】转引自杨艳：《网络反腐5年秒杀39名贪官 省政协委员向志强建议网络反腐制度化，引入第三方》，《三湘都市报》2013年1月29日。（1）对于少数确有主观恶意，肆意诽谤、诬告陷害、设局敲诈等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行为，应当按照正当司法程序对其予以必要的法律规制。【36】中共十二大报告并未提反腐败问题，十三大、十四大报告认为反腐败是个改进工作作风的问题，从十五大到十八大的历届报告，都把反腐败提升到了政治斗争的高度，2013年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则又把反腐败提升到法治层面。其实，除了这个因笑获罪的倒霉蛋之外，早在2008年12月10日，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因发表查处开发商低于成本价卖房的言论而激起民愤，有网友发现他面前摆放的一盒九五至尊香烟并戏称其为天价烟局长，继而人肉出他名下有与其收入不相符的名车、豪宅，随后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介入调查，周久耕终因贪污受贿而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13]他可以说是因言获罪的倒霉蛋。
2008年2月14-16日，雷政富与赵红霞在宾馆开房时被设局捉奸，肖烨以借款为名向雷政富索要300万元。[31]而朱瑞峰也认为，不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而仅靠这种吸引眼球的情色反腐，并不是正常的法治进程，甚至有点荒诞，网络狂欢毕竟不是一个长期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这就形成了某种意义上、一定程度的民意绑架、官方迎合的网络反腐进程。3．提升网络公众的理性精神和参与能力。
二、网络反腐体制外运行中的问题 我们在看到网络反腐代表新媒体时代的民主趋向、发挥权力制约正能量的同时，也不应忽视网络反腐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我们不难从现实中发生的一连串网络反腐的舆情公案中看得到。就刘铁男案本身来看，先后经过了内部人举报、媒体报道、老干部内部举报、我的实名举报四个阶段。